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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些餐桌上的外來妹 奇奇怪怪可可愛愛

21-06-29 09:11 來源:北京青年報 編輯:楊夢園

  唐太宗貞觀九年(公元635年)十一月,一種傳説已久的神祕水果在京城長安引起了轟動,這就是來自撒馬爾罕的金桃。撒馬爾罕是唐朝時康國的都城,在今烏茲別克斯坦。據説,康國使團向唐太宗進獻的這種金桃“大如鵝卵,其色如金”,彷彿來自仙境,甚至有人認為吃了它可得永生。

  一千多年後,美國漢學家謝弗寫了一本研究唐朝舶來品的專著,取名為《撒馬爾罕的金桃》,在書中,他遺憾地説:“這種水果的滋味到底如何,我們現在已經無從推測了。”

  撒馬爾罕的金桃作為最神祕的外來物種,早已消失在歷史中,或許它只是古人的一種美好的想象。然而,許多“外姓”食物則在中國大地上傳播開並日益本土化,從而改變了中國人的餐桌。

  “民以食為天”,一方小小的餐桌承載着一部古代物種傳播交流史,同時,它也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見證。

  因避諱胡人

  你餐桌上的這些食物通通改了名

  中國人餐桌上的外來物種不遠萬里、各有來頭。從它們的取名上,大概就能猜出其傳到中國的年代。比如,“胡”系列食物,多為兩漢兩晉時期由西北陸路引入,“番”系列大多為南宋至元明時期由“番舶”(外國船隻)帶入,“洋”系列則大多由清代乃至近代引入。

  “胡”,古代泛指外國或外族,或指地處西域的少數民族地區。“胡”的稱呼盛行於秦漢,延續到隋唐及以後。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,張騫先後兩次率團出使西域。這中間諸多艱辛是我們後世人所不能想象的,當時的人們也並不理解他千里迢迢跑去吃土,哪怕是被匈奴人扣留達十年之久,為何還要再次送人頭?

  張騫通西域自然是有非常複雜的政治原因,不過老百姓並不關心這些,直到十年或者數百年後,人們發現集市上出現越來越多的來自西域的食物,或許會有人感嘆一句:多虧了張騫……

  西晉名臣張華就是這樣一位熱衷稀奇玩意兒的人,此人出身名門(張良的第十六世孫),而且博聞強識,編纂有中國第一部博物學著作《博物志》,他在書中説:“張騫使西域,還,得大蒜、安石榴、胡桃、蒲桃、沙葱、苜蓿、胡荽、黃藍。”據説由張騫帶回中原的農作物還有不少:胡瓜、胡豆、胡蒜、胡麻……

  胡桃,就是我們現在所説的核桃,《博物志》中記載“張騫使西域還,得胡桃種,故以胡羌為名。”後石勒諱胡而改名為核桃。

  胡荽,學名芫荽,我們常稱為香菜,其原產地在地中海沿岸。《博物志》記載説,“張騫使西域還,得胡荽。”《本草綱目》引陸機疏“卷耳”曰:“其葉青似胡荽。”從這兩則最早的記載,可見人們認識胡荽的時間大概在東漢至魏晉時期。後石勒“諱胡,故晉汾人呼胡荽為香荽”,胡荽便改名為香荽(也有“原荽”一説)。

  胡瓜,就是大家常説的“黃瓜”,原產於東印度的西北部,《本草綱目》曰:“張騫使西域始得種,故名胡瓜,按杜寶《拾遺記》雲:隋大業四年(608年)避諱,改胡瓜為黃瓜。”

  胡豆,《本草綱目》稱“胡豆,豌豆也。”《太平御覽》中記載:“張賽使外國,得胡豆種歸。”後因石勒諱胡而改名為“國豆”。

  胡蒜,即大蒜,區別於本土的小蒜,晉代郭義恭《廣志》:“蒜有胡蒜、小蒜。”《齊民要術》引王逸曰:“張騫周流絕域,始得大蒜、葡萄、苜蓿。”

  胡麻,即亞麻,最早見於漢代淮南王劉安著《淮南子》:“汾水濛濁,而宜胡麻。”杜篤《邊論》曰:“漢徵匈奴,取其胡麻、稗麥、苜蓿、葡萄,示廣地也。”至遲東漢時漢地人已引進胡餅的做法,而胡餅需要胡麻。一般認為因此餅出自胡地,以胡麻做配料,所以稱胡餅。後因石勒諱胡而改稱麻餅、燒餅。

  史上第一位“帶貨天王”

  張騫的“行李箱”究竟有多大?

  由西域傳來的農作物除了“胡”姓,還有無花果、石榴、葡萄(蒲陶)、西瓜、菠菜(唐時傳入中國)、胡蘿蔔(元時傳入中國)等,而這些農作物中,除了胡蘿蔔傳入中國年代很晚的緣故,其他幾乎都被歸為張騫名下。

  張騫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,然而,有一説一,我們餐桌上的這些食物並不能簡單溯源為“張騫帶回”。

  拿胡桃來説,最早記錄胡桃的是《東觀漢記》:“後漢有……胡桃宮。”《金匱要略》也有記載:“胡桃不可多食,令人動疾飲。”這説明胡桃引進中國的時間是東漢時期。《藝文類聚》引晉劉滔母《答吳國書》曰:“胡桃本生西羌。”而在東漢時期,羌的地理概念應該集中在現在的整個青藏高原地區。所以,胡桃無論是時間上還是空間上都與張騫沒有關係。

  又比如苜蓿的傳播。苜蓿是飼養馬匹不可多得的優質草料,其實,漢代文獻中並沒有記載張騫傳入苜蓿,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曰:“俗嗜酒,馬嗜苜蓿。漢使取其實來,於是天子始種苜蓿、蒲陶肥饒地。”這裏説的是“漢使”而並非“張騫”,顯然這二者並不能直接畫等號。而《漢書·西域傳》則説得更明確,苜蓿和葡萄是太初三年(公元前102年)李廣利破大宛後與大宛人約盟後帶回中原的,此時張騫早已去世多年。

  這些“胡姓”作物,因為產於胡地而又形似中國原有作物而得名,但《史記》《漢書》及其他漢代文獻都沒有由張騫引入的記載,很可能是後世的學者,根據傳聞而加在張騫頭上的。美國東方學者勞費爾著有《中國伊朗編》,作者探究了中國和古代西域植物的傳播關係,他認為,“現在學術界竟有這樣一個散佈很廣的傳説,説大半的植物在漢朝都已經適應中國的水土而成長了,而且把這事都歸功於一個人,此人就是張騫……其實張騫只攜帶兩種植物回中國——苜蓿和葡萄樹……只是後代不可靠的作者(大半是道家者流)認為其他伊朗植物之輸入都要歸功於他。日子久了,他成為傳説故事的中心人物,幾乎任何來自亞洲中部來歷不明的植物都混列在他的名下,因此,他終於被推崇為偉大的植物輸入者。”

  由於古書傳抄過程中的訛誤、地理名稱和植物名稱的遷移聯想等原因,導致張騫和“胡姓”作物畫上了等號,史上第一位“帶貨天王”張騫就這樣“封神”,令人不得不好奇:假如張騫真的帶回來那麼多西域“土特產”,那麼……他的行李箱究竟有多大?在這方面,“吃貨”乾隆表示深有同感,他倆都太“忙”了:如果説乾隆是為無數中華小吃背書的米其林“試吃員”,那麼,張騫就是人們想象中專為西域帶貨的金牌代購。

  番茄真正成為食品

  走上中國餐桌不過百年

  中國的“外姓”農作物中,“番”姓是另一大家族。唐代以後,由於中國的經濟重心開始南移,海上貿易得以迅速發展,在1492年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、人類進入航海新時代後,一些美洲作物開始經由海上貿易輾轉傳到中國境內。由於這個時期人們把域外稱為“番”,因此這時期引進的作物很多都以“番”命名。同時由於人地矛盾越來越突出,高產的經濟作物佔了大部分,包括番薯(紅薯)、番麥(玉米)、番豆(花生)、番椒(辣椒)、番梨(鳳梨)、番石榴、番荔枝等。

  番茄的名稱沿用至今,原生長在南美洲祕魯,當地人稱“狼桃”,15-16世紀,西班牙和葡萄牙探險家從美洲帶回。在很長一段時間裏,番茄都是歐洲人花園裏的觀賞植物,沒人敢食用,因為據説這種看起來很好看的食物有劇毒。直到17世紀,有一位“作死”的法國畫家實在抵擋不住它的誘惑,於是他冒着生命危險吃了一個,之後就安靜地躺在牀上等待死亡。結果當然是毫髮無損,於是,番茄開始走上人們的餐桌。明萬曆年間的趙子函在1617年所著的《植品》,是目前我國最早提到番茄的文獻,書中記載,西洋傳教士在稍早的萬曆年間,把番茄和向日葵一起帶到了中國,稱為“番柿”,後因它的顏色鮮紅,來自西方,所以就有了“西紅柿”的名稱。乾隆二年(公元1738年),《台灣府志》記載“柑仔蜜(番茄在閩南語裏的名稱),形似柿、細如橘、可和糖煮茶品”。可見,清朝時台灣人眼中的番茄是可以煮茶喝的。直到清朝末年,番茄才真正成為食品走上中國餐桌。

  番椒,即辣椒,早在公元前2000年,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印第安人就已栽培辣椒。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後,帶回歐洲,1493年傳入西班牙,後傳到東南亞,明代後期開始傳入我國。明代戲曲家和養生學家高濂的《遵生八箋》中記載有“番椒”,描述是“叢生,白花,果儼似禿筆頭,味辣色紅,甚可觀”,這是中國已知最早的辣椒記錄。30年後,王象晉的《羣芳譜》中也收錄了“番椒”,描述是“亦名秦椒,白花,實如禿筆頭,色紅鮮可觀,味甚辣,子種”。高濂是浙江錢塘(今杭州)人,在清代的地方誌中,浙江的地方誌也最早記載辣椒,這説明辣椒早期的傳播途徑之一是通過海路先傳入浙江,再從浙江傳入中國其他地區的。

  番薯,即我們所説的紅薯。番薯最早種植於美洲中部墨西哥、哥倫比亞一帶,由西班牙人攜至菲律賓等國栽種。番薯最早傳進中國約在明朝的萬曆年間,多年在呂宋(即菲律賓)做生意的福建長樂人陳振龍同其子陳經綸,見當地種植一種叫“甘薯”的作物,生熟皆可食,產量又高,而且不挑土地,於是決心把甘薯引進中國,以緩解家鄉山多田少、糧食不足的現狀。然而,當時的西班牙殖民征服視甘薯為奇貨,“禁不令出境”。陳振龍經過精心謀劃,“取薯藤絞入汲水繩中”,並在繩面塗抹污泥,於1593年初夏,巧妙躲過殖民者關卡的檢查,“始得渡海”。

  小小番薯的傳入,改變了千百年來國人的飲食結構,使中國農業經濟得到飛速發展,人口出現爆炸性增長。據史學家研究,大力推廣番薯種植的康熙三十九年(1700年)到乾隆五十九年(1794年),清朝人口由1.5億飆漲到3.13億,翻了一倍多。

  “洋”姓相比於其他兩大家族,傳入中國的時間較晚(大部分為明末和清朝),其傳入中國的途徑大多和外國人來中國傳教的活動有關。其“洋”姓家族主要代表成員有洋芋(土豆)、洋花菜(菜花)、洋白菜(包心菜)、洋葱、洋姜(鬼子姜)、洋辣椒(秋葵)、洋莓(草莓)、洋橄欖(油橄欖)等。

  這些傳到中國的農作物都有一個逐漸本土化的過程。與此同時,中國的農作物也不斷通過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輸入到域外,由此形成了多種文明的互動。

  文/本報記者 陳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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